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翻譯日本講談社著作基礎上，推出的簡體中文版同名叢書《中國的歷史》，首印的兩萬套剛上架即供不應求，一個月內加印三次。日本《新華僑報》近期文章表示，這套十卷本歷史著作能夠掀起“歷史熱”，是令人欣慰的事情。與此同時，也不妨反思：此種現象何以產生？

文章摘編如下：

無論鑒于紙質出版物受數字閱讀的沖擊而呈現萎縮勢頭，還是當今社會文史哲學科邊緣化的現狀，這套十卷本歷史著作能夠掀起“歷史熱”，都是令人欣慰的事情。與此同時，也不妨反思：此種現象何以產生？

雖然三言兩語難以回答清楚，但從出版物作為商品，滿足供求雙方需要的角度入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疑問還是能夠迎刃而解。

正如叢書譯者之一、清華大學教授張國剛所言：“在國際中國史研究中，日本學者有獨特的優勢。”這里“獨特的優勢”除了地緣相近，再就是歷史上日本長期從中華文明中汲取養料，文化上存在諸多相似之處。由此形成的深入細致了解，為日本開展中國史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近年來，發行單本書或將文章結集、將舊作輯為叢書，是中國出版業策劃“大學者為大眾著書”時的常用方式。如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書”、中華書局的“大家說史系列”。其中不乏成為品牌者，名家舊作多次重印，也足以體現經典的魅力，然而，缺少新鮮血液的注入，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日本學者所著中國史在華熱銷，即折射了這一缺失：出自中國學者之手，能夠體現研究進展和動態的高水平同類讀物，目前并不多見。

對此現狀，有中國資深出版人指出，出版界與學術界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合作，是關鍵原因。當然，改變絕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說這套書的走紅，表明中國讀者對“以專業的方式做普及的學術”存在很大期待，總結經驗，有所借鑒，仍不失其必要性。

首先，《中國的歷史》各卷的作者匯聚了日本中國史學界的佼佼者。相比中國學者偏于專精，日本學者在通識上更勝一籌，由此形成寬闊的學術視野，得以居高遠眺，“一覽眾山小”。提及語言能力，熟練運用英語、漢語的日本學者不在少數。而閱讀第一手資料和原典的能力，恰恰有助于增進對異域文化的了解和認識，有所比較、得出結論。

此外，日本的學術研究態度嚴謹，強調證據的真實性。《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的作者宮本一夫先生為了寫作，足跡遍布中國多地，參與大量的考古發掘；《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作者鶴間和幸先生幾乎每年都到中國內地來考察。

其次，將專業知識寫成大眾讀物，介紹學界的最新成果、觀點，使知識的傳播最大化，是日本學者素有的傳統。而中國學者在現有學術考評體系下，大多無暇或不愿做這樣的普及工作。其實，雅俗共賞并非易事。

再次，出版社具備較強的組稿和發掘能力。日本的學術出版同樣需要自掏腰包或出版基金補助，但出版社常與專業領域的人士約稿，起到了鼓勵和支持的作用。而且，出版社對作者及其學術研究給予尊重。另一位中文作序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許宏認為，套書“鮮活地保留了原作者的想法”：“人文社會的優秀成果一定是學者個人的東西，這套書就把豐富多彩的學者的思想呈現了出來。”

應該說，上述三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的。一流作者是高質量著作產生的前提，民眾的文化水平通過閱讀得到提高，又勢必推動全社會的進步程度，由此形成良性循環。(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