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崔健在《日本學刊》2014年第2期發表《日本經濟民族主義新論——兼論“安倍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特征》。

崔健認為：從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近現代以來日本經濟的成功中都能看到經濟民族主義的作用和影子。而隨著世界經濟環境和日本經濟狀況的變化，面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景氣，日本的經濟民族主義受到了更多的批評和指責，但這不是說經濟民族主義在日本已無立足之處，經濟民族主義在日本仍然持續強烈，這從“安倍經濟學”的各種政策上能夠得到體現。

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在日本各種為了民族主義動機的自由化和放松規制措施，實質上推動著日本的自由化改革，換句話說，“安倍經濟學”的自由化、國際化政策與經濟民族主義目標之間存在著調和性。但是，日本經濟民族主義的基本形態正在發生變化，隨著“企業社會”逐漸消失，國民對社會性福利的訴求也就逐漸脫離企業這個中間替代環節而直接指向國家。這時安倍內閣不僅沒有很好承擔起由企業轉過來的社會性福利分配責任，而且還堅持企業利益優先的做法，一定程度加大了國家、企業、國民等經濟主體間的利益矛盾。同時，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促使經濟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發生不同形式的結合，隨著從以經濟民族主義需求為主的結合向以政治民族主義需求為主的結合的轉變，日本在對外關系上陷入了經濟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的“兩難選擇”困境。

日本在19世紀明治時期和二戰后高速增長時期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經濟成功，已使自己成為經濟民族主義最有效的“形象大使”。但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和導致許多明顯效仿日本模式的國家“慘敗”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已被廣泛地認為是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決定性否定。實際上，隨著蘇聯解體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經濟民族主義已經受到了世界范圍的批判和指責，自由主義似乎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推行。但是，從實踐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并沒有放棄曾經為其帶來經濟成功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日本并不希望這些政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過時，而是要在與世界經濟融合當中巧妙地利用這些政策實現經濟增長。隨著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再度興起和高揚，經濟民族主義也在“新民族主義”背景下發生著嬗變。

自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帶領自民黨重掌日本政權以來，在經濟領域先后實施了以“三支箭”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般統稱為“安倍經濟學”。目前來看，“安倍經濟學”確實在日本經濟復蘇、提振官民信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懷疑之聲也從未間斷。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盡管“安倍經濟學”在日本國內和歐美一些國家得到了較高的評價，但是也存在對日本超規模投放的日元流入國際市場可能會加劇一些國家通貨膨脹等的擔心，因此批判“安倍經濟學”沒有考慮世界經濟，只是從日本經濟出發來誘導股價高漲、日元貶值，這就是“只產生日本國家利益的民族主義”。所以，“安倍經濟學”與經濟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某種程度來說，經濟民族主義就是“安倍經濟學”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