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內好主編的《魯迅選集》

日本戰(zhàn)后的四代魯迅研究者

青閱讀：請介紹一下日本知名的魯迅研究者。他們在日本學界是不是比較邊緣？

董炳月：戰(zhàn)后至今，日本的魯迅研究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內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長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還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這或許意味著日本魯迅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這里主要是就東京地區(qū)說的，日本關西地區(qū)同樣有不少優(yōu)秀的魯迅研究者，像北岡正子、山田敬三，也屬于第二代吧。

這些學者在思想上基本屬于左翼，就對中國的態(tài)度而言則是親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戰(zhàn)前是脫亞入歐，戰(zhàn)后在美軍占領下搞民主化，依然“歐美志向”。這種大環(huán)境中，中國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戰(zhàn)后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大學的中文專業(yè)師生自稱“少數(shù)民族”，有點自嘲的味道。中國改革開放、國際地位上升之后，情況大為改觀。學中文、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數(shù)民族”的陣營也壯大了。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治學思路有什么特點？在戰(zhàn)后日本社會影響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資料。無論是研究作家作品的，還是研究文藝思潮、文學運動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國的文學研究界，有的偏重資料，有的偏重理論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岡正子。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考察魯迅1907年在東京撰寫的《摩羅詩力說》一文的材料來源，考察了幾十年，寫了一本大書，在日本和中國的魯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響。

二是研究對象專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學視角引入魯迅研究，寫了《人與鬼的糾葛》；長堀祐造許多年專心研究魯迅和托洛茨基的關系，出版了《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質量很高。

三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竹內好，他通過研究魯迅來重新認識什么是東亞的“現(xiàn)代”，認為中國的現(xiàn)代比日本的現(xiàn)代更有主體性。丸山升則注重魯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國革命問題。這兩位的魯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將魯迅納入了戰(zhàn)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魯研界有“竹內魯迅”和“丸山魯迅”之說。

四是注重魯迅和日本的關系�！赌α_詩力說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魯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關系。伊藤虎丸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思想》也是如此。魯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的關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過《俄羅斯之影——夏目漱石與魯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與日本文學》，連村上春樹與魯迅的關系都研究到了。

總體上看，戰(zhàn)后四代日本學者的魯迅研究，大趨勢是逐漸學院化，思想因素在減少。這與70年代之后泡沫經濟的發(fā)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關。魯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響很大，那是安保斗爭的時代，竹內好成為思想領袖。90年代之后，魯迅的影響力逐漸降低，與大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現(xiàn)在的中國也一樣。日本第四代研究魯迅的學者尚未出現(xiàn)竹內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種類型的，原因當在于此。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學術界是否也有很大影響？

董炳月：90年代以來，可以說竹內好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成為話題了。不過，對竹內好的誤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編譯出版了，但解說并不充分。竹內好對于“近代”、“超克”以及“魯迅”，都有個人化的解釋，而且這些概念和20世紀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環(huán)境密切相關。我最近在翻譯一本日文書《何謂“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國讀者全面理解竹內好。吉林大學的靳叢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紹竹內好。

除了“竹內魯迅”，丸山升對魯迅革命思想的闡釋，伊藤虎丸對魯迅個人主義思想的研究，北岡正子發(fā)掘的史料，都對中國魯迅研究界發(fā)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