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周刊現代》雜志8月4日發表日本學者青山潤三深入采訪香港游行活動后撰寫的報道。

在這篇題為《采訪香港游行險遭“正義市民”施暴——對此深感悲痛和不解 質疑所謂“正義”的本質》的長篇報道中，青山潤三稱自己在采訪過程中多次遭到示威人群要求強迫刪除拍攝到的照片，甚至還被集體圍堵，攝像機被搶走，“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脅”。青山潤三表示，游行的組織者從一開始就沒想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只是想將所謂的“正義”施加給“惡者”，然后獲得世界輿論的同情，他們意圖向世界展示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

該報道發表后，日本網民紛紛點贊，表示這是一篇“客觀”“充滿勇氣”的報道，“深刻揭露了示威游行的真相”，對于香港游行中出現的暴力活動表示“震驚”，稱“無論有何種訴求，一旦訴諸暴力就已失去其正當性”，并希望今后更多發表這樣客觀、公正的報道。

報道摘登如下：

我曾鐘愛的香港

6月12日香港立法會大樓附近發生了“反《逃犯條例》修正案”示威游行。當時我也來到了香港，那是出于其他目的（觀察中國的野生動物），本想經由香港赴中國內地。恰好在當天，我得知香港游行隊伍與警察發生了激烈沖突。后來又得知6月16日香港將再次爆發大規模游行，我索性推遲去中國內地觀察野生動物的日期，打算在香港停留幾天，深入采訪這場游行活動。

我自1988年在中國重慶的一所大學留學以來，大約30余年經由香港往返于中國內地和日本。粗略算來，我穿過香港—深圳羅湖的口岸已有560多次，對我來說這不過是我前往中國內陸地區進行調查研究行程中的一小段而已，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但是，如此頻繁地往返中國內地和香港，即便像我這樣對于人類社會毫無興趣也一無所知的人來說，也能夠感受到香港和內地在多種意義上的“差異”。

我曾經很喜歡香港（我正在糾結于是否要用“曾經”一詞）。每每結束在四川、云南大山深處艱苦的調查，在廣州站辦理出境手續，乘上直達香港的列車時，我經常感嘆“終于活過來了”。

去年來不斷有報道稱“內地直達香港的火車延伸到了香港中心城區，將嚴重影響香港‘主權’”，國外媒體也大肆宣揚香港的“反火車直達運動”（去年7月就發生了類似的游行）。然而，廣州直達香港的火車在30年前就有了，現在只是更換了售票處、站臺、路線和使用的火車。

我通過香港往返于中國內地和日本已不下數百次，原本非常喜歡香港，但不知何時這一想法發生了變化。最近一段時間，我待在香港的話會感覺異常煩躁，而到了深圳反倒輕松很多。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

從面積上來看，香港同內地的比例是1:10000，人民的文化水平存在著巨大差異。舉個例子，在香港乘地鐵，人人都很守規矩排成一列，然而在深圳或廣州，地鐵禮儀和香港有著巨大差別，乘客在停車前就已經在乘車口爭先恐后、擠成一團（但即便是這樣搶到的座位，內地人看到老人后都會毫不猶豫地讓座，這也是中國人有趣的地方。相反，這類情況在香港幾乎沒有）。

但最近幾次去香港的時候都會感受到一種“厭惡感”，而這種“厭惡感”通過此次在香港的采訪變得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