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國青年報》刊發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讀后感慨良多。

人口稠密，同屬于東亞儒家文化圈，素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意識，民眾普遍重視學歷……中日兩國有著極其相似的社會環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生活條件大幅改善，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既希望孩子在學業競爭中優勝，又不希望孩子學習太辛苦，于是全社會批判“應試”，呼吁“減負”，對“只認分數”的大學入學考試帶來的基礎教育應試化和學業負擔過重現象大加撻伐。

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布教科答復報告《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答復報告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松教育”的標志，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這與經濟經歷飛速發展，同樣受困于應試教育并力推素質教育的當下中國何其相似。然而，日本30年的“寬松教育”，不僅沒有實現減負目的，反而釀成了“公立瘦弱，私營肥滿”，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國民學力顯著下跌、教育負擔抑制中產階級生育率等后果。學生“寬松”之后，基礎教育也垮了。沒有了學業壓力，怪物小孩開始成為日本校園中熱門的詞匯，嬉笑嘈雜、儼然把教室當成了游樂場的情形司空見慣，老師被學生欺負或無視隨處可見……“寬松教育”下產生的“寬松世代”，被外界打上了腦袋空空、目中無人、胸無大志、唯唯諾諾等標簽，成了教育改革失敗的試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