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游客已連續五年蟬聯出境游第一大客源國，單看2018年國慶黃金周，出境游人數就高達700萬人次。蘇寧易購發布的國慶出行消費大數據報告顯示，隨著越來越多人走出國門自由行，今年翻譯機銷量同比增長高達1107%。

翻譯機市場的爆發離不開人工智能（AI）技術的發展。那么問題來了，AI時代，我們還用學外語嗎？翻譯這個職業會失業嗎？帶著這些思考，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日中友好市民俱樂部理事長、日中友好中國大學生日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大賽評審會主席小野寺健先生撰文《AI時代外語教育的苦惱與摸索》，試圖探討外語學習的意義與樂趣所在。

第五章 外語教育的歷史

日本的外語教育始于伴隨中學英語教育而興起的精英教育。在現代化建設初期的日本，介紹歐美的現代制度和技術被認為是學者的職責，對于這樣的風潮，學會也沒有唱反調，而是任其發展。

從唐朝引入律令制，到明治時代的現代化進程，都是在社會環境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臨陣磨槍進行的，是單純的復制和“全盤接受”。

但是彼時，藩校和寺子屋等教育機構所宣揚的儒家學說在社會中廣泛滲透，因此外國專家博瓦索納德起草的民法引發了“民法出，忠孝亡”的民法典爭論，導致民法實施延期，封建家族制度得以暫緩保留。

就這樣，盡管當時立法在推進，但是現代法律的宗旨這一部分被刪掉了，因而當時實施的是落后的民法。

雖說這樣的例子在法制史上是反面教材，但是由于是和本國文化融合后的產物，所以稱之為“間接接受”。

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當時是日語教育的黃金時代，通過日語能力考試就相當于有了就業的敲門磚，此后迎來了同聲傳譯和筆譯作為熱門工作的時代。仿佛是為了印證這一潮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訪問天津時，時任天津外國語大學校長修剛致歡迎辭，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王健宜擔任翻譯。

就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學教師在外交和商務領域都備受尊重。而到了我跟隨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訪問河南省時，隨行的有兩位翻譯，一位是大使的專職翻譯，另一位是中國日本商會雇傭的中日雙語翻譯，實力差距已經相當明顯。

大學教師和商務翻譯人員的區別在于，大學教師能夠擔任的翻譯范圍更廣，而商務翻譯在專業領域和應變能力更強。

話說回來，隨著時代變遷，N1合格證的含金量越來越低，同聲傳譯和筆譯在AI的時代會不會是風中殘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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