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我們學界和其他各個領域的中外文化交流，就人員規模而言，已經大大超過晚清以來的任何歷史時期。然而在中日之間，中美之間以及中俄之間，我們能否有信心地說，我們已經做到“知己知彼”，我們對他國的了解已經等同于甚至超過對方對我們的了解？恐怕誰都不敢嚴肅地給出一個肯定的回答。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劉俊文先生主編有10卷本《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由中華書局出版。周一良先生為這套譯叢寫了序言。該文篇幅不長，內涵極其豐富，并談到他對研究日本歷史的中國學者的殷切期盼。周先生對日本文化和學術的精準評價展現了他科學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我們認真回顧和學習。他首先提醒讀者：“自從舊石器時代以來，日本的固有的文化綿延不斷，久遠相傳，璀璨光輝，不同的歷史時代各有特色。”周先生接著談到日本接受中國文化“悠久的傳統”。在史學領域，日本學者繼承中國和本國的考據之學，注意用實證主義的方法精細考訂中國和日本的古文獻，也重視學習歐洲史學的學風。

此外，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團隊的龐大規模以及研究廣度和深度都非同尋常，周先生談到陳寅恪先生“藤田狩野內藤虎”的說法（指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指出日本研究中國史的優秀學者遍布“東西南北”，而且各地都有眾多的中國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職位。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做一個比較教育學的深入研究，或者至少從這個角度去做一些調查和思考：日本各著名高校一共有多少中國問題研究的職位和學者，我們的各重點高校一共有多少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除了人員數量的對比，兩國研究對方的學者的學術水平和質量差異又如何。我粗略看了一下，東京大學歷史和考古學科研究中國的教員目前在10位以上，而北京大學對應學科的教員是3位（我沒有對比語言、文學和其他學科的情況）。拓展一下來談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留意其他國家的中國歷史研究情況，譬如莫斯科大學有幾位中國史學者。北京大學專門研究俄羅斯歷史的學者數目現在幾乎為零。

與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狀況相比，我們的日本歷史研究水平如何？《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所收論文中，二戰之后的論文為四分之三，健在學者所著為三分之二。周一良先生認為，對照該書“所收論著的年代，同一時期我國關于日本歷史的研究，不能不說相形見絀”。周先生當時提出的期望是，如果我國的日本史學者努力吸收日方的研究成果，并且有自己創新的方法和見解，“假以時日，例如二三十年，完全能夠編出一部《中國學者研究日本史論著選譯》，介紹給日本史學界”。2010年，南開大學楊棟梁教授主編的10卷本《日本現代化歷程研究叢書》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這套叢書顯然是我國學者研究日本的一項重要成果，應該也是在完成周先生期望的前進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我一直關注日本在近代和現代基礎教育方面可供我們借鑒的經驗，所以特別注意這套叢書中的《日本近現代教育史》。作者臧佩紅博士引用了豐富的資料，系統講述了幕府末期到21世紀初的日本教育沿革。我覺得略微遺憾的是，這部著作不太注意告訴讀者日本多次教育改革實施的具體細節。譬如在談到20世紀初日本推廣小學義務教育的章節，我們讀到有關法令的頒布和就學人數的成倍增加，但是我們卻不清楚，在當時的日本，是否每所小學的條件和教學效果都大體一致。就像我們都能觀察到的，日本目前的小學教育質量是高度統一的，鄉村和城市的學校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差異。由發展我們自己的義務教育的角度，其實我們很需要了解，日本是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做到每一所小學都嚴格達到教育法令所要求的水準，如何消除基礎教育方面的地域差異，如何全面毫無遺漏和例外地做到基礎教育方面的社會平等，在這里面有怎樣的一個過程，又有哪些經驗和教訓。

在中日兩國的歷史上，互相學習是貫穿長時段的一條主線。我們如果做好這方面的功課，透徹了解日本歷史，取長補短，才能如周一良先生所說的，超越“一般泛泛的中日文化交流”。（彭小瑜 北京大學教授）